广顺元年八月底发生在延州的这场未遂兵变在当年而言并不算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在藩镇林立诸侯四起的五代年间，这样的兵变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个十几起甚至几十起，所谓乱世，就是这么回事。不过延州节度观察判官李彬递往开封汴梁的密奏却依然引起了后周朝廷中枢的高度重视。从皇帝郭威到其亲信重臣枢密使王峻，均对此显得忧心忡忡。
他们的担忧并非来自延州本身，而是来自这次延州兵变的诱因。
党项人盘踞银夏四州已有五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五十年间中原王朝轮替鼎器变迁，党项人在银夏地区的势力却是稳步增长越来越大，发展到如今已经成为关中地区最大的一个藩镇。其人马上万几，割地近千里，据有四州八县之地，已经成为中原王朝在潼关以西的最大军事威胁。
因为该地距离开封实在太远，因此自从后梁建政开封开始，五朝十代中原的皇帝都对定难军四州采取了怀柔安抚加官笼络的统战政策。后周朝廷建政之初，今年正月，新登基的皇帝郭威在皇帝任期的第一天便发布诏书，册封现任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为陇西郡王，这个封号原本便是前朝的皇帝封给党项李家的封号，如今郭威又恢复了这个王爵给李彝殷，实际上便是代表新朝廷承认了李彝殷的割据地位。当然，中原这时候还比较乱，封王是很普遍的安抚手段，并不算多么值钱。但是这起码代表了朝廷对银夏方面的安抚怀柔态度。
然而奉诏前往夏州宣敕的使者却并没有能够见到李彝殷，这位定难军节度使称病躲了起来，仅派遣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汉人幕僚出来接见使者，终日以酒食相款待，就是不提接旨之事。使者在夏州居住了一个半月，不但没有见到李彝殷本人，连党项李氏族中任何一位年长人士均为见到，只得怏怏而返。使者刚刚到达汴梁的第三天，夏州方面便传来了消息。李彝殷向在晋阳起兵称帝的北汉国主，被郭威部将弑杀的后汉湘阴公刘赟的父亲刘均上表称臣。
这件事情对后周政权的外交统战工作无疑是一大打击，定难军虽远，却毕竟是一方诸侯。如今一个外族藩镇都不肯承认自己以周代汉的合法性，仍然表示忠诚于已经在开封亡国的后汉政权，这对郭威来讲是一种赤裸裸的羞辱。但是在广顺元年，后周还没有真正稳定各地的藩镇和地方政权，在东面还有慕容彦超这个公然不肯臣服的军事割据集团存在，相比起党项人，慕容彦超的威胁更加直观也更加现实。因此在接到李彝殷公然依附北汉的消息之后，后周集团内部的多数意见是对此装作视而不见，既不谴责也不承认，留待日后慢慢解决之。
当月澶州刺史检校太保太原郡侯皇子郭荣曾经上表，向郭威力陈银夏藩镇的危险性，建议在延州和朔方建立两个比较大的节度编制来遏制其发展趋势。但是对于刚刚接手国家军政事务不久的郭威而言，既没有人力也没有财力来实施郭荣的这个建议，因此在枢密使王峻的坚决反对下，郭荣的这份奏议无疾而终，而建议对定难军采取绥靖政策的王峻本人却在几日后被郭威册拜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仍兼枢密使，以宰相身份兼任枢密使，这在五代时期是成为首相的标志。
因此这一次党项的南侵，虽然属于例行公事，却是自其向北汉称臣以来第一次滋扰后周边境，因此意义重大。刚刚以兵部侍郎身份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之一）不久的范质第一个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因此他将奏表上呈给王峻的同时，转抄了一份命人送往特旨可以三日一至禁中理事的四朝元老弘文馆大学士中书令冯道的府邸。冯道是当朝元老，又是名义上的首相（中书令），因此范质此举虽然不合规矩，却也并不犯什么政治错误。
但是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就是，在王峻还没有决定是否将此事上奏皇帝的时候，皇帝的中旨便发到了禁中的中书门下省，召王峻、范质以及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李谷入延英殿议事。
延英议事的制度原本始于唐高宗上元年间，后来废止，直到后唐年间才恢复起来，之后数代朝廷均沿用为定制，成为君主内朝的一种主要形式。
当三位宰相急匆匆赶到延英殿的时候，才发现胡须花白神情萎靡不振的“冯令公”赫然在座。
王峻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皇帝在延英殿召见宰臣本来没什么，但是冯道的突然出现并且先行赐座最起码说明一点，此次君相会议是应这个老匹夫的建议临时召开的。虽说理论上冯道的地位和职务都在自己之上，但是平日里习惯了独揽大权的他还是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冒犯。
因此当下向皇帝行礼毕，就在郭威挥手吩咐：“赐各位相公坐……”之后，王峻向着冯道躬身一礼，语气冷冰冰地道：“若王某记得不差，令公三日一至中书门下，今日不是令公当值吧？”
他此言一出，按照班次站在他身后的范质当即发言道：“秀峰此言差矣，主上恩宠，命冯令公三日一至中书门下，仿李景武公故事，乃是顾及令公年老体弱，不堪中枢劳碌，故而特命其三日一至即可。这不是禁中轮值制度，令公若是体力旺盛，每日皆可至禁中平章政事，若体力不支，则可三日一至，主上敕旨亦未曾限定令公入值日期及次序，秀峰又何以当值与否相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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